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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8月，叶利钦在公开场合，用手指指向戈尔巴乔夫的场景，当时他要求戈尔巴乔夫按照事先准备的稿件发表讲话。

在冷战时期末尾，苏联政治局势面临剧烈变动。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成为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开启了以“改革开放”和“新思维”为核心的政策。这些政策意在从经济到政治体制进行一系列改革，试图救治苏联的停滞不前。与此同时，他的政治风格对内部的对手往往采取强硬措施，许多与他竞争的苏共领导人被边缘化。

然而，对于叶利钦，戈尔巴乔夫的态度显得异常复杂。尽管叶利钦在许多公开场合表现出对戈尔巴乔夫政策的强烈反对，戈尔巴乔夫并没有采取同样的手段对待他。事实上，叶利钦在苏联的政治舞台上日渐显露头角，特别是在1990年被选为俄罗斯联邦的首任总统后，其政治地位进一步稳固。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不久，便得到了包括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在内的西方领导人的认可。撒切尔夫曾公开表示对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认为他是带领苏联进行必要改革的正确人选。与此同时，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也开始对叶利钦示好，视其为可能推动苏联解体的关键力量。

此外，叶利钦在1990年访问美国期间，接受了与国家元首相符的高规格接待。西方的这种双重支持策略，既稳固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开放路线，也为叶利钦提供了政治上的“保护伞”。

1991年8月，当苏联政变爆发时，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行动表现出了罕见的一致。面对试图恢复旧有苏联秩序的政变势力，叶利钦站在了俄罗斯白宫的坦克上，公开反对政变。

叶利钦在其后来的回忆录中提到，尽管他和戈尔巴乔夫有诸多分歧，但他从未将与戈尔巴乔夫的对抗视为个人的政治目标。他承认在很多方面是在追随戈尔巴乔夫的步伐，甚至在拆解苏共体制的过程中，两人有过密切的协作。

1987年10月，叶利钦在苏共会议上首次公开发表对戈尔巴乔夫的批评，此时他已经是莫斯科市的领导人。叶利钦指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势头不足，同时也批评了其他高级官员，包括利加乔夫，这在当时的苏联政治环境中是前所未有的。戈尔巴乔夫对此作出反应，撤销了叶利钦的莫斯科市一把手职务，但没有完全将其逐出政坛，而是保留了他的一些政治职务。

1988年，叶利钦的政治生涯并未因此而结束，反而有了新的起点。他当选为苏维埃代表，此后不久，在1989年更是被选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主席。尽管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的公开批评和对抗持保留态度，他实际上还是在幕后支持叶利钦的政治生涯，甚至在关键时刻为其“开绿灯”。

随着时间的推移，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之间的关系越发紧张。叶利钦开始更加公开和直接地反对戈尔巴乔夫，尤其是在对苏联政治体制的批评上。戈尔巴乔夫后来甚至指责叶利钦背信弃义，声称后悔提拔了叶利钦，并提到应该将其流放到国外任职大使。

尽管两者在许多具体政策和个人关系上存在冲突，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在对待苏联社会体制的根本问题上显示出了一致的立场。学者们认为，两人虽有表面的分歧，但在推动苏联社会制度的改革，乃至瓦解苏联这一共同目标上实际上保持了一致。

1991年的“8·19事件”是叶利钦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在这次政变中，戈尔巴乔夫被软禁。在这一危机时刻，叶利钦表现出了坚定的领导力，站在俄罗斯白宫的坦克上，号召人民抵抗政变，最终与戈尔巴乔夫一道挫败了政变。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教育背景在法律领域，而鲍里斯·叶利钦则源于建筑学院。戈尔巴乔夫后期转向农业管理。叶利钦虽然起步晚于戈尔巴乔夫，但他的建筑背景在苏联的工业和建设领域中，提供了稳固的职业发展支撑。

1952年，戈尔巴乔夫加入了苏共。而叶利钦则在1961年才正式加入苏共，相对来说较晚。这一时期，苏联政治氛围正从斯大林时代的高压政策逐步过渡到赫鲁晓夫的解冻政策，两人均经历了这一转变，并在其间形成了各自的政治观和治国理念。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生涯在1968年达到一个新高度，他成为了斯塔夫罗波尔市的领导者。相较之下，叶利钦的同等突破则发生在1976年，当他被任命为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领导。在苏共内部，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虽同为成员，但戈尔巴乔夫无疑是更早跻身高层的。

到了1985年，戈尔巴乔夫不仅稳坐苏联的最高领导人宝座黄金期货配资，还进一步加强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他选择提拔叶利钦为苏联建筑部长，并在同年将其任命为莫斯科的主要负责人。戈尔巴乔夫的领导风格在他担任最高领导期间愈发显著，他倾向于提拔那些与他观念一致的人选，而对那些持不同意见者则相对排斥。